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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带一路进入展开新阶段 风险管控成中企必修课

发布时间:2017-12-17 13:50 点击次数:

(原标题:“一带一路”进入全面展开新阶段, 风险管控成中企“必修课”)

 

本报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

在2017年接近尾声的时刻,外交部长王毅亮出了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四年来的成绩单。截至目前,中方已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“一带一路”合作协议,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,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,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。

12月9日,王毅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,以首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,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正在全面展开。接下来,中方愿同各方一道,实施好首届高峰论坛的270项成果,实现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动力转换、提质升级,充分发挥这一国际公共产品的辐射和带动功能。

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进入全面展开新阶段,中国企业将在海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,但与此同时,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,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评级为5-9级的国家占比为84%(注:1级最低,9级最高),区域绝对风险水平处于相对高位。报告认为,很多沿线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较差,容易引发国家风险。

在“一带一路”投资建设中,中企该如何应对乃至化解各种风险?就此,12月7日,在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创新论坛上,各位专家做了深入讨论。

“无论是基建、产能还是技术合作,‘一带一路’倡议的核心是,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庞大的资本跨境流动,而这将蕴藏一定的风险。”12月7日,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厉克奥博在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创新论坛上说。

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,厉克奥博提到了经济学中的卢卡斯悖论。按照新古典理论,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大约是美国的58倍。面对如此大的回报差距,按说资本应该流向穷国,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卢卡斯认为,这可能是因为穷国人力资本较差、政治风险较高、资本市场不完全。

中东和非洲向东看,基建和产能合作潜力大

位于亚、非、欧三大洲结合部的中东地区,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涉及的重要区域之一。然而,该地区多年来一直处在动荡之中。上述中信保报告指出,西亚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,未来发展趋势仍显扑朔迷离。其中,叙利亚为9级,埃及、伊拉克和伊朗为7级。

“现在,中东处在旧秩序坍塌、新框架建立不起来的局面。”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指出,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:一方面,中东内部平衡实现不了,沙特和伊朗还在角力之中;另一方面,中东长期受到外部力量干预,而现在,对于维护中东秩序,美国有力无心,而俄罗斯有心无力。

尽管中东处在乱局之中,但李绍先强调,只要能够趋利避害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中东将大有可为,特别是在伊朗和土耳其两国。而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阿拉伯国家,他认为,要坚持“一国一策”的策略,认真分析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。“比如,尽管伊拉克还在打仗,但其南部地区很安全,去那里投资是有利可图的。”随着叙利亚局势的逐渐平稳,李绍先建议,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到叙利亚投资建设港口。

非洲也是中国向西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。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贺文萍指出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给中非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。为了推动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,中国前后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。她强调,这是中国与其他区域合作中见不到的,足见中国对非洲的重视。

“国际形势也给我们对非投资带来了机遇。”贺文萍指出,在过去,欧美国家是非洲最依赖的国家,但现在,这些国家国力不济,对非洲的兴趣减退。“特朗普税改要大幅削减对外援助,加强国防开支。很多欧洲国家还没有走出经济衰退,欧盟还在闹分家。”她说,“这些国家往后撤,减轻了中国的竞争压力。”

须谨慎研究国别风险

“国家风险在海外经营过程中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。” 中债资信研究总部总经理陈代娣指出,通过对56个重大“一带一路”项目分析,她发现,完全由企业经营决策导致失败的比例不到20%,剩下接近80%的失败案例都跟宏观风险直接相关。其中,最主要的风险是政治风险。

在判断国家风险时,陈代娣认为,要把东道国对华关系考虑进去。比如,当爆发国有化征收危机时,东道国与中国的友好程度将显著影响风险的大小。“这对不同背景的企业影响是很不一样的。”

在研究国别风险时,她提到,首先要区别对待不同行业。比如,同样是能源行业,水电类项目应重点关注征地问题、环保问题,而油气资源则应重点关注政府立法、国有化征收风险。她还提到,很多国家的区域发展十分不均衡,在研究营商环境时应具体到该国的子区域。

国家风险是外生性风险,是企业不能改变的。企业应如何应对?她认为,整体来看,可以把国家风险按频度和烈度进行区分:如果是频率低但烈度大的,如战争风险、国有征收风险,企业应考虑止损、回避或进行风险转移。如果是频率高但烈度小的,如营商环境风险和当地舆论风险,企业可以考虑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改善与当地社区的关系。

对于国有化征收危机,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治国指出,每个投资协议一般都会通过国有化条款来规范政府的责任。一旦发生国有化事件,东道国就应该向投资人做出合理赔偿。如果就赔偿产生争议,投资人可以向国际机构申请仲裁。此外,他指出,投资人还可以通过购买投资险增加安全性,“这相当于是一个最后的兜底的条款”。

建议设计回报机制规避汇率风险

对于中国企业在参与“一带一路”项目的挑战,波士顿咨询董事经理解喆总结出四大挑战:首先,沿线各国宏观环境复杂,制度体制、宗教文化、经济市场差别巨大;第二,各国市场、政策、法律法规等信息不健全、不对称、不透明;第三,某些国家风险程度高,汇率波动较大,易发生违规事件,且存在腐败现象;第四,各国市场规则、劳动用工、产业标准、财务体系等标准化程度不足。

尽管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过去四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但解喆认为,仍然有以下几点不足:我国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主体仍以政府和大型国企为主,市场化主体参与不足;众多“一带一路”机构独立运作,没有统一的资源与服务平台,缺乏合力;缺少对沿线国家的评估体系,企业“走出去”选取目的地时缺乏导航。

针对上述不足,解喆建议,在中国建立一个多边项目市场,让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将自己的项目在这个市场“挂牌”交易,“有点像IPO的感觉”。通过这个平台,中方可以用市场机制帮这些国家对接资金和企业。

为了鼓励资金流动,解喆认为,可以成立跨境虚拟币联盟,使用数字化货币进行贸易结算、跨境支付和投资,可以考虑采用数字化的虚拟人民币、与人民币挂钩的数字货币,或以一篮子货币为基准的数字“亚元”。

在降低汇率风险方面,安永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刘烨提出,可以设计某些回报机制和价格机制。比如,巴基斯坦政府为了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电站,提出帮投资人承担卢比和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——每个季度根据汇率变动调整电价,以确保投资者获得稳定的回报。

最后,解喆还提出,建立沿线国家或者重点城市和地区的信用评价指数,成为投资和贸易的权威风向标,如“一带一路”目的地指数,帮助企业了解这些国家的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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